2022年1月，张某与某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，并被派往某用工单位工作。5月，张某在参加用工单位拔河比赛中突发疾病，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，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脏骤停。张某妻子及子女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，长期以上访、静坐、夜深时在用工单位办公区、工人生活区摆灵堂、烧纸、哭闹等极端的方式维权，严重影响了该单位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致使矛盾再次升级。为此，用工单位多次报警，某镇派出所联合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调委会”）共同进行调解。
【调解过程】对于这起纠纷，调委会高度重视，调解员邀请与纠纷相关的用工单位代表、张某家属、某劳务派遣公司代表共同商议解决办法。调解员首先确认了当事人的身份并告知调解原则、调解纪律、回避事项以及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的权利义务。
张某家属情绪异常激动，自述已在用工单位办公区生活20多天，吃饭、住宿极为不便。本来以为张某找到工作，经济好转很多，哪知仅仅工作了五个月就天人永隔。虽然被认定为工伤，但工伤保险缴费基数错误，致使应得赔偿金额相距较大。劳务派遣公司应修改工伤保险缴费基数，或者额外进行补偿。张某工作的用工单位，在出事后并未积极进行处理，还说没有赔偿责任，严重伤害死者亲属情感。作为弥补，用工单位应额外补偿100万元并支付因主张权利产生的停尸费、运尸费、误工费、食宿费、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280万元。如果五天后仍得不到满意的答复，就继续通过静坐、拉白条等方式喊冤。调解员连忙安抚张某家属，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愿意，但人已经不在了，现在最紧要的是拿到赔偿金，回归正常生活，要想解决问题，也应该听听两家公司的意见。
某劳务派遣公司称，事情发生后，公司积极配合市人社局认定张某系工亡并按照规定核算赔偿金。因张某签订劳动合同后，从未在本公司工作过，无法按照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，只能按现有工伤保险规定的缴费基数3548元来计算赔偿金额。公司已经完成了法定义务，不应该再对张某家属额外进行赔偿。用工单位则认为，单位只负责用工，所有费用均已按法律规定支付劳务派遣公司，张某的工伤赔偿等劳动争议应该由用人单位即某劳务派遣公司承担，与本单位无关。张某家属长期居住在用工单位进行闹访，给单位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后果，如果张某家属继续无理取闹，必将诉诸法律。
倾听了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后，调解员对纠纷进行了分析研判。纠纷争议焦点主要有两方面：一是工伤赔偿的计量基数以及赔偿金额；二是工伤赔偿的主体究竟是劳务派遣单位还是用工单位。之所以会发生矛盾，出现张某家属狮子大开口的行为，其实是因为当事人不了解现行的法律规定，而三方主体之间的矛盾，其实涉及到两个法律事实，即工亡引起的劳动争议和劳务派遣引起的责任承担，因此，纠纷的调解应当从释明相关法律为立足点。
理清了调解思路，调解员再次做张某家属的工作。调解员表示，一个家的顶梁柱没了，确实令人难过，但张某家属在用工单位半夜烧纸、摆灵堂也不对，解决问题不能靠情绪，而应该相信法律、依据法律。听了调解员的话，张某家属表示不再闹腾，愿意听从调解员的安排。
由于纠纷头绪复杂，涉及到的相关法律较多，调解员马不停蹄地查找法律规定。随后，调解员再次组织当事人见面协商，并逐一指出纠纷解决的法律依据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三十七条规定：“职工因工死亡，其直系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...”因而，工亡赔偿金额的最终确定取决于工伤保险基金的计算。张某家属与劳务派遣公司的争议也在于此，而如何确定工伤保险基金便成为解决纠纷的关键点。《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、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，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。”由此确定，工伤保险基金、工伤保险费、职工工资三者之间呈递进关系，赔偿金额确定标准的重中之重是职工工资总额。《条例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工资总额，是指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。”调解员调查了张某生前1-4月份的工资，确定张某平均工资基数应为8105元，而非劳务派遣公司交纳的3548元，因此，劳务派遣公司应当补足缴纳的工伤保险基数差额。至此，经过几番沟通，张某工亡引起的赔偿金额基本可以确定。当事人对此赔偿意见均表示了认可，调解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。但张某家属仍认为张某在用工单位死亡，正是由于该单位的不配合才导致赔偿金额迟迟不到位，用工单位理应做出补偿。
在进一步调解中，调解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原本比较配合的张某家属时不时地反复，往往是刚刚接受了调解员的意见，接了个电话就会反悔，调解一时又陷入了僵局。通过对张某生前工友走访调查，调解员发现王某与张某是发小，因有点文化，在村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多次撺掇张某家属采取非法的方式进行维权并提出无理要求。
针对纠纷中出现的“第三人”，调解员及时调整策略，决定实施警民联调的方式。先由调解员对王某讲道理，指出如果因为王某的掺合导致调解不成功，张某家属只能启动诉讼程序进行维权，而诉讼程序时间较长，不但影响张某家属的生活，一时半会也拿不到赔偿金。之后，派出所也指出王某如果继续煽动张某家属采用极端方法维权，影响用工单位的正常生产生活，二人都将被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无论是从经济账、亲情账来说，王某都不应该参与纠纷的调解，不然好心反到办了坏事。经过警民联调，王某认识到了错误，并表示不再参与此事。
由于张某生前属于劳务派遣，谁来承担赔偿责任是调解的下一个目标。调解员再次邀请当事人共同协商，指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：“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，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。”故，某劳务派遣单位应承担张某工亡赔偿责任，张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47412×20=948240元；丧葬补助金为77831÷12×6=38915元；供养亲属抚恤金112845元，共计1100000元。根据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第十条规定：“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，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...劳务派遣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，但可以与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。”因此，用工单位作为被劳务派遣单位，并非与张某签订劳务合同，不应当成为工亡赔偿的义务主体。不过，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责任后，可以与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。用工单位听了调解员情理法相结合的建议后，表示愿意做出适当补偿。
经过调解员反复多次调解，各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。
【调解结果】在调解员的主持下，各方自愿达成以下调解协议：
1.某劳务派遣公司积极协调办理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，并补足张某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，共计110万元；
2.某用工单位与某劳务派遣公司达成协议，对张某家属补偿8.5万元；
3.张某家属于次日撤离用工单位办公区。
经过回访，赔偿款和补偿款均已履行到位，当事人各方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。
【案例点评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劳动用工方式出现了多样化。因劳务派遣引起的劳动争议越来越多，而工伤死亡引起的赔偿，因当事人情绪激动，又加大了调解难度。本案社会影响大、跨越时间长，任何环节出现差池，都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。一波三折之后能够调解成功，得益于三方面：一是对相关法律的精准把握，通过查找法律规定，层层剖析，从法律角度划分责任主体并确定赔偿金额；二是通过换位思考，引导当事人相互理解；三是对纠纷中出现的关键“第三人”，运用“先算账、后了事”的方法，从情理的角度出发，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，让当事人心服口服，体现了调解为民的核心思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