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4月，郭某丈夫王某（已判刑）的客户“阿祥”提出由王某办理银行卡交给他使用，并承诺会支付好处费给王某。王某出于害怕失去一个客户以及希望获得好处费的想法，同意了“阿祥”的要求。回家后，王某要求郭某也办理银行卡，共同交给“阿祥”，希望赚取更多的“好处费”。郭某不愿意银行卡被他人使用，拒绝了王某的要求，但在王某反复劝说下，郭某还是答应了下来。第二日，二人先到某通信公司办理了一张电话卡，之后王某办理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，郭某办理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并开通了网上银行。郭某将办理好的银行卡交给王某，王某统一将郭某的两张银行卡及自己办理的两张银行卡交给“阿祥”使用。2021年5月底，王某接到建设银行电话，表示银行卡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。经调查，至 2021年5月22日，郭某的两张银行卡的支付结算金额为人民币334万余元。2021年6月22日，郭某主动到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公安局投案，后被该公安局监视居住。
郭某和其丈夫王某均系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务工的“新平阳人”，生活困难，2021年7月21日到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。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法律援助中心根据《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》认为郭某符合第十条规定，符合申请法律援助条件，给予郭某法律援助，并指派浙江横阳律师事务所钟陈雯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。
援助律师钟陈雯接受指派后及时会见受援人郭某，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，了解案件经过，并到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检察院查阅复制案卷证据材料。
会见、阅卷后，援助律师钟陈雯确定了本案的辩护思路：郭某的行为从主观上来说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要求的“明知”存在区别；郭某本身对于本案的参与度较低，客观上犯罪情节轻微；郭某存在多种减轻、从轻的情节；目前“两卡”类犯罪各地检察院多以惩罚为辅，教育为主的原则进行处理。援助律师决定争取检察院能够对郭某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能够查询到的类似案例，援助律师钟陈雯向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：
一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上需“明知”，但郭某对于该案的犯罪事实具体情况并不知情，且未从中获利，其参与度非常低。郭某与同案王某系夫妻关系，根据双方的讯问记录，案件的发生是由于王某在工作的过程中被他人欺骗、引诱，因为害怕失去一个客户，才决定配合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号码。之后王某要求郭某一起办理银行卡，郭某是明确拒绝的，但王某多次劝导郭某，考虑到夫妻关系，郭某对王某的决定作出了让步，才配合王某办理了涉案的银行卡和手机号码。在整个过程中，郭某并没有获得任何利益。根据2019年11月出台的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一条，对于“明知”有具体的规定，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：（一）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；（二）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；（三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；（四）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、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、帮助的；（五）频繁采用隐蔽上网、加密通信、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，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；（六）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、帮助的；（七）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。因此对于“明知”的认定不应当解释为泛化的可能性认知，而应当限制为具体的知道或应当知道。根据讯问笔录的内容，郭某对于银行卡和手机号码的用途是不明知的，她考虑到可能用于不法活动的情形拒绝了王某让其办卡的要求，后来是由于王某多次劝说，才答应了办卡的要求，她对于银行卡和手机号码的用途的认知是泛化的可能性，并非是对于犯罪活动明确知情而主动帮助。
二是郭某的犯罪情节轻微，且存在多种减轻、从轻情节。虽然郭某确实提供了银行卡用于犯罪活动的支付结算，但因其对犯罪并不明知不应当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而且从《归案经过》中可知，郭某是主动到派出所说明情况，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告知相关情况。因此，郭某的行为即使构成犯罪，也应当能够认定为从犯、自首，且郭某本人愿意认罪认罚。
三是根据援助律师查询及了解到的类似案例，目前对于郭某这类情节相对较轻，参与度相对较低的情况，各地检察院多以惩罚为辅，教育为主的原则进行处理。请求检察官结合目前能够查询到的类似情况案例，统一法律适用，规范裁量权行使，促进“类案同判”制度的推进，对郭某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收到援助律师辩护意见后，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检察院经办检察官的高度重视，详细审查证据材料，对郭某进行讯问，确认其主观目的与案件的事实经过，之后又多次与援助律师沟通。
最终检察院采纳援助律师钟陈雯的辩护意见，认定郭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但因犯罪情节轻微，具有自首情节，且自愿认罪认罚，作出了“对郭某不起诉”决定。
【案件点评】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，“明知”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和前提。关于本案受援人郭某办卡时的主观心态，律师从其主动供述与客观实施的行为两方面共同分析，提出郭某本人仅在丈夫王某的要求下办理过本次涉案的两张银行卡，且未获利，也没有其他可以确定其“明知”的情节，因此不能认定郭某在主观上是“明知”。同时提出，郭某犯罪情节轻微，具有自首情节，且自愿认罪认罚等。最终律师为郭某争取到了不起诉的决定，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。
